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
中共中央接受长江局的建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即三月会议),主要讨论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和党的任务及军事问题。
毛泽东发言着重讲了军事问题。他认为要充分认识战争的长期性,指出:国民党的腐败与共产党力量的不足,英、美等国帮助日本多于帮助中国,苏联对中国也不能有更大的帮助,这些情况造成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即持久战。中国抗战应有战略退却,前一段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应该知道保存实力到最后便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进一步阐述关于迅速展开兵力、建立多处能独立作战的根据地的基本设想,指出:日军的继续进攻,将使中国被割断为许多块,因此在原则上应分割指挥,以便于发展。将来战争的具体形势,是内线外线作战互相交错,日军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军。为此,要在将来战争发展过程中创造许多抗日区域,如陕甘、绥远、山西、山东、鄂豫皖、湘鄂赣、皖南等,形成敌我之间的包围和反包围。至于创造新军队,主要方向是从游击队创造出大兵团,晋察冀军区便是好例。他还指出:中国抗战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要自力更生。毛泽东在发言中还强调要大大发展中共党员,只有大党才能选拔大批的干部,建议中央对这个问题作出新的决议。根据这一建议,中共中央于三月十五日作出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
张闻天发言指出:历史决定了国共两党需要合作,但是合作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经验的。他们目前需要两党合作,但又怕我们发展;要利用共产党与人民的力量,但又害怕共产党与民众的力量。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式更复杂了。发展统一战线只与国民党谈判是不够的,必须用强大的民众力量来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张闻天还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要大力发展党的力量,大力开展民众运动,创造各个地区的根据地。
周恩来发言指出:现在统一战线运动扩大,但党组织的发展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建议中共中央加强对中国南部的领导。
任弼时发言指出:我们要估计到西北与广东的交通被日军打断时,有可能使部分人发生更大的动摇。国民党想主要靠外力援助。我们必须告诉国民党,战胜敌人主要靠自力更生。我们与国民党关系,要加强下层的两党合作。
这次会议决定派任弼时立即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情况和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
1948年2月27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指示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并强调: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57年2月27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作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讲话共分十二个问题。其中,关于两类矛盾问题,他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类问题。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专政就是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的,就是压服敌人。凡属于思想方面的问题,应该用讨论的方法,辩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教育的方法,说服的方法,使人家相信你。工人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是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势必会走向对抗。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有可能的。我们在肃反工作中,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怀疑他是反革命。这个问题,从前有,现在还有。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指出: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就是承认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矛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一定要反映的,而且他要表现自己,用各种办法,顽强地千方百计地要表现自己,我们不能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只能够在他们表现的时候,跟他们辩论,加以分析,写文章批评。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的方面,比如讲对唯心论,应该给予批评。世界上无论什么新的东西,无论什么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跟旧事物、旧的东西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的。
关于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之内逐步改变面貌的问题,他指出:工业化的道路,我们现在走的是不是完全跟苏联相同?我想有些不同。在《论十大关系》里头,有几条关系都讲到这个问题。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比较过去有一点改变。我看这个比例,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要考虑一下。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但要走新的道路。关于经济问题,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希望不要像革命斗争翻那样大的筋斗。一切国家都要学,美国也要学,这是肯定了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学习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什么都学,教条主义,坏经验、不适用的东西都搬来,好的坏的都搬来。这种态度不好。我们讲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要同苏联团结,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这是基本的,然后是同亚非国家的团结。
毛泽东后来对这篇讲话稿根据原始记录加以整理,并作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修改,于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讲话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新的历史经验,也借鉴和吸收了一年多来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它提出并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详细阐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它明确指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对党的八大正确方针的继续和发展。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