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月16日

毛泽东在湖北武昌将一月四日至二月四日到湖南五县考察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批评中央与农民的革命情绪不相称，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他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现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今后问题，不在责备谁人破坏联合战线，而在共同负责建设起一个联合战线。当前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贫农的革命情绪依然非常之高，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长久抑制得下的。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国民党更不消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因此无论为应付目前的环境或准备不久要来的革命，我们党都需要一个大大的发展，这样才有办法。

1935年2月16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文告指出：由于川滇军阀利用长江天险布防拦阻我们，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在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导下，中央红军于一月二十九日一渡赤水，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接连四渡赤水，粉碎了国民党重兵集团聚歼中央红军的企图，取得了“四渡赤水”的重大胜利。这是毛泽东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1949年2月16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评论《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论指出：究竟是以拯救人民为前提呢，还是以拯救战争罪犯为前提呢？按照国民党的《特别宣传指示》，国民党是选择了后者。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们，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国民党死硬派坚决地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顶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这篇评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