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30日

毛泽东对抗大干部讲话，强调了解战略问题的重要性。讲话指出：以后抗大要上战略课，讲大局大兵团的战略。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地处置小的问题。即使是当排长的也应该有个全局的图画，这样才有大的发展。四月二日，毛泽东对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作临行讲话时指出，抗日军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开展，就是在政治方面知大局，顾大体，因此在军事方面要讲点战略问题、兵团以上的问题。二要积极，就是要有政治热情和政治积极性。三要有朝气，就是要有蓬蓬勃勃向上发展之气。

1942年3月30日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发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讲话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同时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作）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作）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要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

1960年3月30日

毛泽东针对中共山东历城县委给山东省委报告中提出“五多五少”（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的情况，为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指示指出：这种情况很可能到处都存在，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这种官僚主义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关于省（市、自治区）的方面，请你们注意处理。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后来没有再过问，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

1979年3月30日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必须看到：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他还指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他谈到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问题时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都要犯严重的错误。

这次会议于一月十八日至四月三日召开。会议主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批评“两个凡是”和思想僵化现象，讨论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会议要求全党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把解放思想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